晚清自开商埠述论

张   践

《近代史研究》,1994年.05期

【页数】16 页（ 第73-88页 ）

晚清自开商埠述论

张   践

《近代史研究》,1994年.05期

【页 数】 16 页（ 第73-88页 ）

近代中国在列强武力胁迫下，被迫开辟了80多个通商口岸， 这些口岸是按照不平等条件被迫开放的，故称为约开商埠。值得注   意的是，与约开商埠相对，清廷自1898年始，为杜绝外人觊觎，而   在人口众多，交通便利，商业繁兴地区开辟了一批口岸，即自开商   埠。如果说约开商埠是迫于无奈，那么自开商埠则带有很大的自主   性，应被看作近代史上中国对西方作出的一个回应，无疑是中国近   代商埠沿革中一个重要转折点。长期以来，学术界对自开商埠的研   究十分薄弱，本文力图对晚清自开商埠的形成、特点等方面加以考   察，以期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所深化。

一 、 自开商埠原因考析

清廷由闭关锁国到自开商埠是 一个不小的进步，造成这种转 变的因素很多，清末商务思想的发展是一个重要原因。

传统中国闭关自守，自给自足，对于涌入的洋货必然加以排 斥。鸦片战争前，桐城派文人管同看到洋货不断侵入，感叹道：“数 十年来，天下靡然争言洋货，虽至贫者亦竭蹶而从时尚",主张“宜 戒有司，洋与吾商贾，皆不可复通，其货在吾中国者， 一切皆焚毁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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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，违者罪之。”①这种忧虑实为当时社会的共同心态。

《南京条约》签订后，四海同愤，对于所订条款最痛心的莫过于 五口通商，他们觉得外人在广州一 口通商就已不易防范，现在五口   通商势必横行天下，防不胜防。20年后，以通达夷情见称的奕新依 然这样认为②,足见晚清官吏的顽固、保守。正如蒋廷蔽先生所言： “可惜道光、咸丰年间的人没有领受军事失败的教训，战后与战前 完全一样，麻木不仁，妄自尊大，直到咸丰年间英、法联军进攻了北 京，然后有少数人觉悟了，知道非学西洋不可。”③

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，维新人士和开明官吏通过中西对比， 对中国贫弱的根源认识日益深刻，要求振兴商务的心情更见迫切。 光绪初年，薛福成在《筹洋刍议》中首论泰西以通商致富之故，及中   国宜自谋商务振兴之法，“地球各国居今日竞争通商，亦势有不得   已也。 ……然则为中国计者，既不能禁各国通商，惟有自理其商务   而已。”④在洋务派的努力下， 一场以富国富民为主的重商运动蓬   勃而起。郑观应在提倡商务的同时，更注意到通商口岸对商业发展   的作用，他提醒人们：“观海道之飞轮，知中道河南，东道山东之必   有衰落，观火车之渐通，知旱道必增巨埠，有识者故思捷足先得，亦   惟多财者乃能力着先鞭也。”⑤随着重商思想的高涨，李鸿章也大   受影响，他在与英国订立《烟台条约》时，曾有人批评“添开口岸，滇   属驻员”使“通商之患，将无底止”。他辩解说：“不知中土门户早经   洞开，即添数口，利弊各半……”回，“西洋各国到处准他人寄居贸

①   管同：《禁用洋货议》,《晚清文选》,上海生活书店1937年版，第27页。

② 《恭亲王奕新奏》,《筹办夷务始末》(咸丰朝)卷26,台北文海出版社1978年版，第 10—12页。

③ 蒋廷蔽：《中国近代史》,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，第21页。

④ 薛福成：《筹洋刍议 ·商政》,《薛福成选集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，第24页。

⑤ 郑观应：《盛世危言 ·商务四》,《郑观应集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，第623页。

⑥ 吴汝纶：《李文忠公全集》,《复丁雅璜宫保书》,台北文海出版社1985年版，第2727 页 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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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，而仍日益强盛，可知其病不在添口”①。实事求是地说，李鸿章 的话是有道理的。首先，他认识到中国的弊病不在开口通商，“中国 积弱由于患贫”,而解决贫困的办法只有发展商务。其次，他较客观 地认识到中国开通商口岸利弊参半，他既看到了商埠在促进经济 发展中的作用，又注意到帝国主义利用商埠造成的危害。由此可以 看出，洋务派已摆脱了对开放商埠的恐惧，商务思想日渐成熟。

洋务派亟言商务振兴，维新派更是不遗余力，他们在鼓吹发展   商务的同时，已深感不能奢谈通商，必须力修商政，“苟其街道之垫   隘如故，舍宇之卑陋如故，水泉之咸涩污秽如故，捕务之不修盗贼 之不禁也如故，游匪蠢役之敲诈也如故，则货物填塞而远人不来， 虽欲通之而反塞之矣。”因此，陈炽主张：“仿恰克图买卖圈及江海   各埠租界之式，凡轮舟、铁路、电报所通之地及土地土产、矿金、工   艺所萃之区， 一 律由官提款购买民田自开商埠。”②

光绪末年，通商日久，民风大开，人们从上海、天津、汉口等城 市的发展中，对商埠有了更深刻的认识，他们主张：“夫时至今日既 不能闭关绝市，而各国藉端要挟又复日出不穷，然则于千万不得已 之中而思 一 两全之计，惟有于江海要区自行辟作商埠。”以使“利权 不至外溢，而于富强之道亦得焉矣”③。就连旗人端方也认为，方今 之世，“不独门户洞辟，即堂奥腹地亦无不流通，贸易日盛月新，居 交通之时代，而为闭塞抵制之谋，诚非策矣”④。正是在朝野人士的 鼓动下 ， 清廷不得不决定自开商埠 。

清廷决定自开商埠的另一个原因是从利权方面考虑的。鸦片

①   吴汝纶：《李文忠公全集》,《复刘仲良中丞》,台北文海出版社1985年版，第2729 页 。

②   陈炽：《大兴商埠说》,《皇朝经世文新编》卷10,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，第686 页。

③   佚名：《与客谈通商口岸》,《皇朝新政文编》,台北文海出版社1985年版，第2568 页。

④ 端方：《自开商埠筹办情形折》,《端忠敏公奏稿》卷5,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， 第621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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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争后，清廷丧失了大量主权，其中以租界危害最大。19世纪末， 中国官员已深知租界的危害，力图阻止列强增辟租界，1886年中   法战争结束，清政府同意开放龙州、蒙自、蛮耗等地，但又指明，这   些地方“系属陆路通商处所，不可仿照上海等处通商口岸设立租   界”①。至此，外人再不能象以往那样，可以轻而易举地在中国通商   口岸开辟租界。

甲午惨败，中国被迫开辟沙市、重庆、苏州、杭州为通商口岸，   “所有添设口岸均照向开通商海口或向开内地镇市章程 一体办理，   应得优例及利益等亦当一律享受”②。也就是说，通商口岸开辟租   界也在规定之内。1895年夏，清廷本着“争得一分即有一分之益” 的态度，电谕各省督抚为“添设各处口岸”等事宜出谋划策③,两江   总督张之洞主张所开口岸应以宁波模式择地建“通商场”,“其地方   人民管辖之权，仍归中国，其巡捕、缉匪、修路一切，俱由该地方官   出资募人办理， ……不准日本人自设巡捕，以免侵我辖地之权”④。   张之洞的建议很快就得到清廷的重视，谕令各地官员依此办理，这   一 主张也为以后自开商埠的设立提供了参考。

在清廷支持下，各省均在口岸自设巡捕，自行管理。不顾日人 专界专管的要求，浙江巡抚廖寿丰与新任日本驻杭州领事小田切 万寿之助经过反复争论，最后双方用兼有居留地与租界含义的英 文 “settlement”    定义，订立《杭州塞德耳门原议日本租界章程》,规 定日本商民由中国地方官按约保护；巡捕房等由中国地方官会同 税务司设立管理；所有桥梁、沟渠、码头、道路等项，由中国地方官 自办⑤。杭州塞德耳门与租界有着本质区别，它使中国在这些地区 有了更多的管理权。与此同时，苏州等地也订立类似约章，苏、杭原

①   王铁崖：《中外旧约章汇编》第1册，三联书店1959年版，第511页。

②   王铁崖：《中外旧约章汇编》第1册，第616页。

③ 王彦威、王亮：《清季外交史料》第116卷，台北文海出版社1985年版，第119页。

④   王彦威、王亮：《清季外交史料》第117卷，第7页。 -⑤王铁崖：《中外旧约章汇编》第1册，第675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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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很快遭到日本政府否决，清廷抵制日本在苏、杭设立专管租界的 努力失败。但以开“通商场”来抵制外人增辟租界的行动却初见成 效，客观上促进了自开商埠的出台。

甲午战后，瓜分豆剖之势已成，今日胶澳，明日旅大。清政府为 保住利权，决定自开商埠。1898年6月光绪帝发布上谕：“欧洲通 例，凡通商口岸，各国均不得侵占，现当海禁洞开，强邻环伺，欲图   商务流通，隐杜觊觎，惟有广开口岸一法。 ……着沿江沿海各将军   督抚迅就各省地方悉心筹度，如有形势扼要，商贾辐转之区，可以   推广口岸展拓商埠者，即行资商总理衙门，惟须详定节目，不准划   作租界，以均利益以保事权。”①

在探析清廷自开商埠的原因时，日本的影响也不容忽视。在东 亚诸国中，日本与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最为相似，近代都长期锁   国。日本对西方的看法完全接受了“华夷”世界观，所不同的是日本   有较强的危机意识，善于学习外国先进事物。1858年7月，日、美   在神奈川签订《日美友好通商条约》,开放神奈川、长崎、箱馆、新   渴、兵库、江户和大阪，取消关税自主权，实行片面最惠国待遇和领   事裁判权。这对日本打击很大，但他们很快就改变了对世界的认 识，“近来宇内大开，当各国争雄四方之时，独我邦疏世界之形势， 固守旧习，不谋一新之效”。1868年明治天皇即位。明治时代的高   级官员几半亲历欧美，考察西欧各国富强之道，洞识通商利害，极   力主张全境开放，收回利权②。

国人对日本的崛起早有认识。陈炽在《续富国策》中指出：“日 本通商后于中国，仿行西法仅三十年，今其兵轮商轮，皆自行管驾， 遍历五洲，无一西人屏难，即此一事论之，其优劣巧拙之相去远矣。 无他，一学一不学故也。”⑧而真正对日本加以重视，还是甲午战争

①   朱寿朋：《光绪朝东华录》第4卷，中华书局1958年版，第4189页。

②   陈水逢：《日本近代史》,台湾中华大典编印会1968年版，第157页。

③   陈炽：《续富国策》卷4,《商书 ·遍驰轮船说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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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后。甲午战败对各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，对自开商埠的影响表   现在两个方面， 一方面，使清末知识分子开始向日本学习，探寻其   · 强盛的奥秘。维新运动初始，康有为作《日本政变记》,进呈光绪帝。

就连顽固的王先谦也承认，日本“积富成强，操之有要，此我中土急 宜仿效者”①。弹丸之地的日本不仅自己开放，而且要求中国开放， 这使士大夫们对自开商埠有了更深刻的认识。另 一 方面，甲午惨 败，清廷被迫向日本赔款2 . 3亿多两白银， 一 时难以筹措巨额款 项，只有向俄、法、美、德提出借款，其中俄法借款一年本息合计应 还2154万法郎，英德借款 一 年还966952镑，这两笔借款使清廷 “欲开源而源不能骤开，欲节流而流不能骤节”。在此山穷水尽之 际，自然想到自开商埠。总理衙门奏称：“中国自通商以来，关税逐 渐加增，近年增至二千余万，京协各项多半取给于此，惟是筹办洋 款等项，支用愈繁，筹拨恒苦不断，臣等再四筹维，计惟添设通商口   岸，藉裨饷源”②。正是在日本的双重作用下，清廷得以自开商埠。

此外，晚清交通的发展、商务的兴盛也为自开商埠创造了条 件 。

二 、 自开商埠的设立及发展

晚清自开商埠始于何时何地?学术界对此认识不一 ，大致有三 种意见：①拱北。漆树芬著《经济侵略下之中国》 一书指出：自开商 埠“为开放之先驱的，即1871年6月之拱北，此系前清以上谕之形 式开放的”③。②吴淞。《梁燕孙先生年谱》中引自梁士诒本人的话 说：“我国自开商埠始于清光绪二十一年之吴淞”④。③岳阳、三都

① 王先谦：《复日本东方北平》,《虚受堂书札》,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，第1865 页。

② 朱寿朋：《光绪朝东华录》第4卷，中华书局1958年版，第4062页。

③ 漆树芬：《经济侵略下之中国》,三联书店1925年版，第25页。

④ 凤冈及门弟子：《梁燕孙先生年谱》,台湾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，第758页。 ·78 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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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、秦皇岛。陈旭麓主编的《中国近代史词典》认为：“1899年宣布 开福建三都澳、湖南岳阳和河北秦皇岛三处开埠，这是自开商埠的   开始。”①

漆 先 生 关 于 1 8 7 1 年 6 月 清 廷 发 布 上 谕 开 放 拱 北 的 说 法 不 实 。 拱 北 开 放 始 于 1 8 8 7 年 4 月 2 日 ， 奕 助 在 《 总 署 奏 港 澳 分 关 定 名 为   九龙关、拱北关》中有：“澳门设关于对面山，在澳门之南拱北湾，拟   名拱北关。”②而此奏折是1887年3月26日所发，这 一 时间也可与   严中平所编《中国近代史统计资料选辑》中的拱北开关时间相参   证。退 一 步而言，拱北也不能是自开商埠。中葡《会议草约》规定： “定准由中国坚准，葡国永驻，管理澳门以及属澳之地，与葡国治理   他处无异。”⑧虽然拱北关仍由中国管理，但地方行政管理已为葡   萄 牙 控 制 。

吴淞于1880年3月成为德国舰船的停泊处。光绪中叶英领事 多次要求清廷开放吴淞为租界，都遭中国政府拒绝。光绪二十四年 三月刘坤 一 奏准吴淞自开商埠。于是迅速勘定开埠地段，设立章 程，准备开埠，然而“外交团以江沙日涨，主张浚深黄埔，殊无投赀 迁地之意。”第二年，政府与各国签订浚浦条约，洋商营业趋势越来 越集中于上海，“淞口无转移之希望，而埠工、科、户、文等局亦于是 年次第撤销”④。吴淞虽有自开商埠之名，却无自开商埠之实，所以 很难以此为开端 。

岳阳、三都澳、秦皇岛三地中，岳阳和三都澳于1898年3月 24日同时呈准开放，秦皇岛是3月26日奏准自开的，它们的开放 名实相符，应视此三地为自开商埠的开端。

在第 一 批自开口岸中，以湖南岳阳最为典型，其租地章程也多 为后来的自开商埠所仿效，所以对岳阳加以考察是十分必要的。

① 陈旭麓主编：《中国近代史辞典》,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版，第656页。

② 王彦威、王亮：《清季外交史料》,第1319页。

③ 王铁崖：《中外旧约章汇编》第1册，第505页。

④ 张充高：《民国宝山县志》,《上海府县志辑》,上海书店1991年版，第518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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岳阳所以成为晚清第一批自开商埠，乃由中英借款事件而起。 1898年1月英使窦纳乐以借款为名，要求开放南宁、湘潭、大连等   口岸，这一要求立即遭到法、俄等国反对。2月9日窦纳乐再次与   翁同稣 、 张荫桓等晤谈 ， 最后决定开岳州口岸代替湘潭 。

岳阳地理位置十分重要，它以洞庭湖为中心，北出长江，南通 湘、资、沅、澧四水，城陵矶为岳阳第 一 港口，顺江而下可至上海，横 渡长江可达武汉，“将来岳汉铁路既通，广东、香港百货皆可由此出 口，实为湘鄂第 一 要埠”①。

岳阳的商品经济发展较早，据《岳阳府志》(乾隆朝)记载：“楚 称产谷之乡，即以岳(阳)论，前此 一 金市来六石，乃积岁腾贵，今二 石为难矣，夫土不日增，口则日众，加以四方采买，络绎转移，纵幸 屡丰能常给乎?”②由此可见，岳阳米谷，有很大部分为着“四方采 买，络绎转移”,米谷的生产已开始转向以出卖为目的。不独谷物如 此，据记载：岳阳的木耳“市于他郡”,蒿类“有舟载市于长沙各郡 者”,烟叶“市卖长(沙)、衡(阳)”,葛“有收藤为麻以货者，有成布以 货 者 ” ⑧ 。 可 见 ， 岳 阳 在 开 埠 前 商 品 化 程 度 就 已 达 到 较 高 水 平 。

岳阳成为自开商埠后，其商品经济有了很大发展。1900年进 出口贸易总数仅143827两，至1905年就达492928两。其中以洋 纱进口为大宗，历史上岳阳以手工业织品驰名，“湖南北多产棉，而 巴陵东乡(岳阳)为良”。做成布后，“红之可巾，且以张彩饰棺柱，青 者以为鞋为带，长沙且有巴陵小布行以此”④。随着岳州开关，洋纱 大量侵入，“目下(1903)欲求一匹真土纱都布(布名),几如披砂拣 金”⑤。由于洋纱、土纱混合织成的布既结实，又匀细，成本也不高，

① 朱寿朋：《光绪朝东华录》第4卷，第4062页。

② 乾隆《岳州府志》卷12,物产。

③ 傅衣凌：《鸦片战争前后湖南洞庭湖流域商品生产的分析》,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 《经济史》1983年11期。

④ 杜贵墀：《光绪巴陵县志》卷7,第4页。

⑤ 彭泽益：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》第2卷，中华书局1984年版，第232页。 ·80 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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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最为畅销。以至《宣统元年岳州口华洋贸易论略》估计：“此种 棉砂，系运至内地织成土布，并有染成色布，复运出口销售，此项贸 易，将来年盛一年可操左券”①。由此可见，随着土纱在竞争中败 北，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开始解体，耕织走向分离，市场也 日益扩大，由原来只在长沙等地行销转变为由岳阳发往各地销售。

岳阳的出口贸易以茶叶为主，岳阳茶叶生产的发展是同外国 资本需要相适应的。岳阳本不产红茶，与外洋通商后，茶商“每挟重 金来制红茶，土人颇享其利。”但红茶毕竟很少，为了获取厚利，“始   有自种者”②。不几年，红茶盛行，“泉流地上，凡山谷间，向种红薯   之处悉以种茶”③。以至岳阳附近茶庄数十所，拣茶工人不下2万   人。每到产茶旺季，岳阳城里“塞巷填衢，寅集两散，喧嚣拥挤，良贱   莫分”④,“所产之茶，多由梦境水路就近赴各岸分销。”⑤

进出口贸易的增加，使外国消费品也大量涌入。据《宣统二年 岳州口华洋贸易论略》报告，煤油进口“从此源源而来，可望愈推愈 广，向来土人燃灯多用茶油，现已改用煤油矣”回。纸烟的进口也大 量增加，“烟丝较去年(1909年)锐减，想因土人喜欢纸烟所致 耳”①。这些消费品因价廉物美深受欢迎，购买洋货以充日用所需 已成必然，这使有识之士深感不安，纷纷要求仿照洋货堵塞舶来 品，盛宣怀就有在岳阳建立棉纺厂与进口商品竞争的计划⑧。为与 外商竞争，1897年湘鄂轮船公司成立，首开小火轮定期往返于长 沙、湘潭、常德、岳阳及湖北沙市、汉口之间，沟通了湘江、长江水 系。岳(阳)、长(沙)开埠后，长清、利记等四家公司相继成立，民国

①   《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》卷2,第44页。

② 吴 敏 树：《拌湖文集》卷8,《屠禹甸夫妻八十寿序》。

③   李元度：《天岳山馆文钞》第20卷，杂著,台北文海出版社1978年版。 ④ 同上。

⑤   彭泽益：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》第2卷，中华书局1984年版，第403页。

⑥ 同上，第478页。

⑦ 《宣统二年岳州口华洋贸易总册》,《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》下卷，第146页。

⑧   转引自周锡瑞《改良与革命》,中华书局1982年版，第321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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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年，湖南仅湘人所办轮船公司就达317家。

从某种意义上讲。岳阳自开商埠的作用并不完全表现在促进 地区经济的发展上，更重要的是，以岳阳为开端，清末掀起了一个 自开商埠运动的高潮。其情形大致如下：

晚清自开商埠统计表①

①此表参考严中平编《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》,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，第41 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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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清末自开商埠中，规模较大、设施较为完备的，当首推济 南①。

济南在历史上是一个较稳固的中等消费城市，至清光绪中叶， 商业大都集中在东关、南关地区，以经营丝绸、鞋帽、药材、糕点、酱 菜、茶叶、京货、日用杂货为主，手工业除官办山东机器局外，几乎 没有近代工业。1905年11月12日济南正式设立所谓“华洋公共 通商之埠”,下设周村、潍县分关，标志着济南城市近代化的开始。 济南自开商埠设于西关，内有华洋贸易处、华商贸易处、堆货处、西   人住家处、领事驻扎处以及花园、菜市、营房等。完全是近代城市的   格局，商业中心也开始由原来的东、南关向西关转移。当时西关商   界有“五大行”,成为济南的商业支柱。商业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手   工业的进步，仅济南官办工艺局就有济南工艺传习所、济南习艺   所、济南劝工所等。济南的发展也带来了人口骤增，至民国初年已   达25万人，较开埠前的14万人增长约64%,自开商埠使济南经   济地位日渐重要，成为华北主要商业中心之一。

当然，在自开商埠中也有畸形发展的，秦皇岛就是如此。在开   辟秦皇岛口岸时，清廷为防止外人干涉，指令官督商办企业开平煤   矿购买了秦皇岛土地，不久又允准该局代管官荒地，并可优先建筑   专用码头，使秦皇岛俨然成开平煤矿的一部分。义和团运动中，英   财团诱使开平煤矿总办张翼将产业卖给英国，从而霸占了秦皇岛， 以至时人称此地“几与租界相埒”②。

清末自开商埠主要分布在经济发达、交通便利的地区，尤其是 铁路枢纽和江海沿岸。对于广大内地，清廷则尽力避免开放，这在

①   凤冈及门弟子：《梁燕孙先生年谱》,台湾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，第758页。

②   河北省矿物局整理委员会编：《河北矿物汇刊》,《收复秦皇岛口岸计划书》,1930年 9 月 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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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察哈尔诚勳的上谕中说得很清楚：“惟开埠通商事关交涉，虽自 开可稍保主权，而内地究不同口岸，当此治外法权尚未收回之时， 多一商埠即多一轸辐”①。自开商埠的设立，地理位置固然重要，但   也要受到政治的影响，清廷自开商埠是以不威胁其统治为条件的。

三、自开商埠的特点

清末自开商埠在近代城市发展中别具特色，考察其特点，可从 纵、横两方面加以比较。所谓横向比较，就是不仅要把它与约开商 埠对比，而且要使之与非商埠城市对比；所谓纵向比较，就是要对 开埠前后进行对比，只有这样，才能对自开商埠有一完整认识。

自开商埠与约开商埠的区别主要表现在租界问题上，由于设 立自开商埠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抵制租界，所以它们之间有着本 质区别，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：

(1)行政管理的独立自主。约开商埠，我国行政管理权受到约 章束缚，不能完全行使于该地；自开商埠，我国行政管理权不受任 何限制，中外人等同受支配。

市政建设方面，作为自开商埠先导的岳阳，在其租地章程中就 明文规定：“买地，挪房及迁移坟墓等事，皆由岳州关监督作主，外 人不得干预”②。在以后的自开商埠中，租地章程也日益完善，虽然 各地章程有所出入，但多数自开商埠都对涉及中国主权利益的方 面作出规定，如邮政、电报、电话由中国政府设立，外国人不得开 设；商埠内一切市政工程由中国自办等，这使外国人对商埠建设无 从插手，有力地捍卫了主权。

市政管理方面，清廷在自开商埠设立了巡捕房，“各国商民在

① 王彦威、王亮：《清季外交史料》,台北文海出版社1985年版，第3411页。

② 王铁崖：《中外旧约章汇编》第1册，第928页。 ·84 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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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商埠内侨寓，中国地方官自应按约保护”①。同时规定外国人在 自开商埠内无征税权利，只有纳税义务。如在界内兴建须向居民加 征捐款的特殊工程，其一切事宜归三处(一、监督与税务司，二、各 国领事官或领袖，三、众租户公举一人)会同办理②。而在南宁等地 是否为某项工程增交捐税，中方有较大决定权。

可见，自开商埠与专管租界中由某国领事专管、中国政府不能 过问租界行政的情况相比有本质区别。

(2)取消土地永租制。约开商埠的租界一般采取永租制，租地 人向业主交付保证金，承租后每年秋后向业主交纳年租，租地人取 得土地的永久使用权，甚至在《天津义国租界章程合同》中，清政府 竟将该地段“永让”与意国为租界⑧。自开商埠中，为确保主权完 整， 一方面规定租户不得私相受授，凡租户拟租何地，须先照章赴 工程局挂号；另又规定，每个租户所租土地不得超过10亩，若需要 更大的土地，须禀明官府，同时规定租契以30年为期，期满换契， 期满不换或欠租银一年者租契即行注销，产业归中国。在南宁则规 定：“租契以33年为期，期满换契，仍订33年为限”;“如限满66 年，该地或取回，或照新订之价再租，听中国之便”④。这样，清廷就 牢牢地把土地所有权控制在手了。

(3)立法、司法的独立。在通商口岸开辟外人居留、贸易区域的 事宜完全属中国内政，然而1861年中英《九江租地约》规定：“所应 如何分段并造公路、管办此地一切事宜，全归英国驻扎九江府领事 官专管，随时定章办理”⑤。此后，约开商埠多循此恶例，中国丧失 了对租界内一切事物的立法权。与此同时，列强通过“观审”、“会 审”及建立领事法庭、在华法院、会审公廨等手段，插手华民案件，

①   王铁崖：《中外旧约章汇编》第1册，第928页。

②   王铁崖：《中外旧约章汇编》第2册，第15页。

③   王铁崖：《中外旧约章汇编》第2册，第15页，

④   王铁崖：《中外旧约章汇编》第2册，第14页。

⑤   王铁崖：《中外旧约章汇编》第1册，第157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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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中国在租界内的司法权也丧失殆尽。立法权和司法权的丧失，使 中国在租界内完全受人宰割。自开商埠则不同，开辟章程由中国政 府自行拟订、颁布，成为中国国内法规，有独立的立法权。界内巡捕 也由中国自办，界内华民与界外 一 样，有约国、无约国及无国籍侨 民所受司法管辖也与华民 一 体，司法权也保持了独立。

以上表明，自开商埠与约开商埠有本质区别，自开商埠在发展 对外贸易的同时，保证了中国主权的完整，自开商埠设立以后，晚 清再也没有设立租界 。

当然，自开商埠与其它非商埠城也有很大不同。

(1)城市发展水平较高。自开商埠为吸引外商，发展经济，在埠 内加强市政建设和管理 ， 逐步把西方近代市政建设和管理方式引 入商埠内，使商埠符合近代城市要求。岳阳规定，通商埠内不准搭 盖草屋和下等板屋①,在济南，邮政、电报、电话“ 一 并设立”,同时 在埠内筑马路，修沟渠，建衙署，设押所，开井泉，种树木。1905年 庄钰、刘福航在济南创办了电灯公司，电灯照明很快扩展到全城。

在市政管理方面，自开商埠已开始走向法制化。如鼓浪屿明文 规定：窒碍街道，或将铺砌砖石擅自取去的罚款10元；各方房屋门 前、檐前、游廊、天篷、伸出窗户等，拦阻街道与行人，罚款10元；公 局酌定与人家方便合宜时刻，挑倒厕所、便桶、污水、秽物，不能稍 有逾越；甚至还规定不能大声喧闹②。这些规定有助于养成中国居 民的市民意识 。

(2)商品化程度较高。自开商埠的设立使城市商业发展很快， 成为该地区的商品集散地和手工业发展的中心。自开商埠后，秦皇 岛很快成了英、美烟草公司分销的中心点⑧,进口纸烟大多由此转 向内地分销。云南人贫地瘠，出产不多，唯烟土 一 项可以获利，昆明

① 王铁崖：《中外旧约章汇编》第1册，第928页。

② 王铁崖：《中外旧约章汇编》第2册，第24页。

③ 《宣统元年秦皇岛华洋贸易情形略论》,《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》下卷，第114页。 ·86 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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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 自开商埠后，很快成为滇省烟土集散地，每年春季，除滇商外，粤、 桂、湘商人云集昆明，每年仅烟土一项流入云南的白银就达“数百   万之巨”①。正是这些商品集散地的发展，大大推动了手工业向商   业化、专业化迈进。以南宁为例，“南宁人精于制造鞭炮”②,鞭炮一   项每年可获关平银36万两。手工业的发展，使手工业者的商品意   识也逐渐增强。

随着商业的发展，个别城市也开始向工业化发展。据统计，自 开商埠至辛亥革命前，济南创办近代资本主义工业16家，再加上 其他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约二十三四家③。尽管这些工 业资本少，规模小，但它毕竟借着自开商埠的优势，从无到有地迅 速发展起来。

开埠前后的比较，应该说在某种意义上与非商埠城市的比较 是类似的。因为这些自开商埠在此前也与非商埠城市一样，但我们 通过比较可从时间上更好地把握自开商埠发展的程度和水平。

云南号称“山国”,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，仅靠几条商路和 传统的运输手段，商业不可能有很大发展。所以近代初期云南没有 形成统一市场。昆明开埠后，其工商业中心地位逐步确立，市内商 业资本日渐活跃，到1907年全市共有59个商业行帮，若仅以百户 以上的大行帮计，就有6127个店铺④。随着昆明的商业地位迅速 提高，市容也开始改观，“人们开始造华丽而高大的店铺，两广街被 加宽以适宜通行人力车。在全城繁华地带     南街，旧房屋被推翻 以盖大清洋行”⑤。昆明的开埠对云南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。

然而也有些商埠发展不畅，岳阳虽是第一批自开商埠，但它地 处下游，与湖南全境相隔重湖，虽是交通必经之处，但非理想的商

①   周钟岳：《新纂云南通志》第158卷，币制考、牌坊锭、公估制度。

② Decennial        Reports,1902-1911,Vol         I,P320.

③ 《济南简史》,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，第386页。

④ 转引自汪戎《近代云南对外经济关系》,《思想战线》1987年第5期。

⑤ Return    of    Trade     and    Trade    Reports,1910,Mengtsy,P.786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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货聚集之所，以至“开办多年洋商不乐侨居，关税亦未畅旺”①。因 此，1900年驻汉口的英军总领事痛苦地报告：“这个‘商埠’没有收 益，外国居民仅限于海关职员”②。

从上面的比较可以看出 ， 自开商埠的发展是不平衡的 。 造成这 种 不 平 衡 的 主 要 原 因 在 于 清 廷 对 所 开 商 埠 没 有 进 行 科 学 分 析 和 论 证 ， 使得自开商埠带有很大盲目性 。

(责任编辑：蔡开松)

① 端方：《自开商埠筹办情形折》,《端忠敏公奏稿》卷5,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， 第621页。

② 转引自周锡瑞《改良与革命》,第42页。 ·88 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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